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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迪院长张立: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提升供应链韧性

发布时间: 2020-06-24 11:19     来源: 赛迪研究院

  疫情持续蔓延给全球供应链带来的影响

  疫情持续蔓延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全球供应链网络。全球供应链的良好运作,依赖于上下游企业的精准分工和密切协作,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卡顿,整个链条都将陷入梗阻。前期,因我国不少企业生产中断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;当前,疫情快速蔓延导致全球范围内大面积生产中断、物流阻滞、需求下跌,全球供应链遭受重创。目前看,疫情致使不少国家经济遭遇“休克性”停摆,供应链全面恢复已非一国力量所能为。

  产业分工越细供应链体系越脆弱,汽车、电子、机械等链条长且复杂的行业受冲击最大。近30年来,全球经贸格局已由最初的市场分工、产业分工走向价值链分工。在此过程中,产业价值链分工越细、链条越紧密,资源的配置效率越高,同时供应链也就越脆弱。从主要行业门类看,汽车、电子、机械等供应链长且复杂,高度依赖专业化生产和全球范围的分工合作,疫情冲击下停工停产现象较普遍。

  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向承压,供应链全面恢复需要较长时间。此次疫情中,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受到严重冲击,其影响必定更为复杂且持久。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国家,几乎都处于产业链中上游,对供给端影响极大,表现为生产中断、物流阻滞、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暴跌。同时,由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贡献了全球约65%的终端需求,疫情冲击正在从初期“供给抑制”演变为“需求萎缩”,表现为消费低迷、订单减少、国际贸易断崖式下滑。疫情冲击下供给和需求双向承压,必然导致“滞胀”风险上升,刺激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,供应链全面恢复也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。

  疫情冲击不会改变国际“大三角”循环,但将加速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。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,欧美国家既是主要消费市场也是上游关键中间品提供方,中国等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制造基地,拉美、俄罗斯、中东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,三者之间形成了“大三角”循环体系。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,是市场规律下企业主动选择的结果、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,简单地人为调整或转移供应链不仅违背产业规律和效率原则,还要付出巨大成本。同时也要看到,受灾害事件频发、中美经贸摩擦等事件影响,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开始反思当前供应链模式的弊端,在供应链效率和安全的权衡上更加注重安全,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已悄然加速。

  我国供应链面临三大挑战

  当前,我国供应链存在三大脆弱点:一是一些关键环节受制于人,供应链韧性不足;二是较多地依赖组装加工,供应链根植性不强;三是高端环节缺乏控制力。

  疫情多点暴发形成连锁反应冲击供应链体系,我国部分重点行业供应链面临“中断”风险。我国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,但欧美国家疫情依然严峻,东南亚、南亚、拉美、中东等地区可能演化为全球“第三波”疫情。预计疫情对欧美、东南亚等地区经济的影响可能在二季度才能充分显现,一旦出现大面积停工停产,我国关键中间品的供应将被迫中断。根据各行业企业平均库存、对全球化分工依赖程度等情况综合判断,若全球疫情持续到三季度,我国汽车、电子、机械、家电、机器人等行业上游基础材料、核心零部件和关键设备可能会出现断供,部分整机或整车企业可能面临再度停产。

  疫情和外部环境变化形成叠加效应影响供应链稳定,我国供应链关键环节面临“外迁”风险。疫情持续蔓延使全球供应链体系的脆弱性被放大,并与国际贸易条件变化共振叠加,部分领域供应链“去中国化”风险加大。一方面,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疫情夸大供应链过于依赖中国可能产生的风险,极力引诱制造企业“回流”。另一方面,新兴经济体希望趁中国供应链受阻之际,吸引跨国企业转移,更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。综合判断,大规模的供应链“外迁”近期不会发生,但可能会加剧某些行业或生产环节的转移风险。

  疫情持续蔓延产生重构效应冲击供应链格局,我国供应链全球地位面临被“削弱”风险。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的承压之时,也是地缘政治深刻变化的敏感时期。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,疫情持续蔓延带来的“休克”停摆以及各国独善其身的应对方式,助长了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,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重构,进而对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造成不可逆转的“伤害”。从跨国企业看,有的已开始考虑由多元供应商替代单一供应商,扩大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供应渠道,生产基地更加靠近最终消费市场,以分散供应链“断供”风险。从重点国家看,在供应链安全与效率选择上各国更加注重安全性,积极推动在接近本国的区域布局更完整、更安全的供应链体系。长期看,全球供应链多元化、区域化进程加速,将冲击我国在全球供应链格局中的枢纽地位,须提前做好应对准备。

  优化我国供应链布局的对策措施

  疫情全球蔓延给我国供应链带来巨大挑战,但也是我们主动调整优化供应链布局的重大机遇。必须坚定不移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,在更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基础上,不断提升重点行业供应链韧性、根植性和控制力。

  实施国家供应链创新战略。供应链竞争已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阵地。我国也主动顺应这一趋势,将供应链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,系统部署“补短板”“拉长板”“筑底板”,打造完整、高效、开放、安全的供应链体系。补短板方面,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,充分调动市场机制作用,瞄准关键领域基础研究、共性技术、核心零部件等薄弱环节,加大投入力度,加强协同攻关,提高供应链韧性。拉长板方面,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制造能力、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超大规模人力资本优势,支持优势企业在低成本创新、高效率制造、综合集成、快速交付等方面形成核心竞争力,培育供应链领先企业,创造非对称竞争优势。筑底板方面,建立国家供应链安全防控体系,完善关键领域供应链安全评估制度,确保关系国家安全、对国家经济命脉有重要影响的供应链安全可靠。

  加强供应链分级分类管理。以确保供应链安全稳定为主线,开展重点领域供应链风险评估评价,分析评估供应链各环节、重点企业等情况,制定差异化的对策措施。对汽车等可能遭受“断链”风险的行业,在推动产业链协同有效复工同时,协助企业建立多边采购与后备供应风险管理机制,提升供应链弹性。对集成电路等可能遭受“断供”风险的行业,支持企业实施供应链备链计划,推进供应链的多元化,部署推进重点产品国产化替代方案。对装备制造等可能遭受“回流”风险的行业,通过激发内需市场、营造良好生态、提高供应链效率、优化营商环境等多措并举,增强产业根植性。对纺织服装等可能遭受“分流”风险的行业,千方百计留住供应链核心环节,推动全产业链加快向研发、设计、品牌、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升级。

  建立健全供应链救济帮扶机制。以畅通供应链为着力点,在生产组织、供需对接、中小企业等方面下功夫,提高产业政策的精准度和实效性。生产组织方面,重点围绕机械、电子、汽车等可能“断链”的行业,对全国各地的生产资源进行临时性重配与行业内统筹,帮助企业解决原材料供应、技术合作、物流、融资等难题,促进上下游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。供需对接方面,面向家电、汽车、钢铁等需求下滑明显的行业,支持企业构建供应链协同平台,推动供需信息对接、采购协同和制造能力共享,支持绿色智能商品以旧换新,拓展出口产品内销渠道。中小企业方面,协助企业解决防控物资保障、原料供应等问题,确保企业正常生产;对疫情影响暂时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,实施税收减免政策;对融资能力低、现金流脆弱的中小企业开展短期贷款,解决资金周转压力。

  打造区域供应链命运共同体。顺应全球供应链区域化发展趋势,主动调整优化供应链全球布局,更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网络。一是推动东亚地区供应链网络更加顺畅和高效。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,加强协作与信息沟通,建立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,改善贸易物流设施,提高透明度要求,消除或减少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壁垒。二是强化“10+3”供应链深度合作。大力推动与东盟的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”,进一步减免关税、取消壁垒、畅通贸易、促进投资,相互开放市场,持续提升中日韩及东盟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,主动引导失去比较优势的制造环节转移到东南亚国家,维护区域供应链稳定和安全。三是推动建立“一带一路”供应链共同体。通过境外直接投资、重大工程承包、境外产业园建设等措施,深化沿线国家产能合作,鼓励企业设立境外生产基地、分销网络、物流中心等,提高全球范围内供应链协同和配置资源的能力,缓解区域供应链需求和供给压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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